那么疫情過去之后，社會的信息化數字化肯定也會繼續，而且會根據我們這次看到的得失作出調整。但我覺得這個疫情暴露出來的最大短板，還不是我們體制應對的速度慢，效率低。而是體制之外，我們無所依靠。我們的同胞都很有奉獻精神，甚至犧牲精神。國外的也在關心國內的，四處買口罩防護服往國內送。韓紅用自己的基金會救災，自己都累倒了。
但是體制這時告訴我們，要有統一的標準。體制外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是人家又不滿意又慢，個人的力量有沒有能力把救災工作方方面面都做好呢？但大家想一想，統一調配之外，有沒有其他辦法？網上還有各種真假難辨的消息等等，這個時候可以信誰？除了相信政府還能信誰？我相信鐘南山，但是鐘南山只有一個人。
我們要做一些選擇，讓大家信服的選擇有無數個。比如一個醫院只有200張床，不能夠同時治療1000個人，但是醫院外面還有5000個人需要救治，這時救誰？選擇誰來做？怎樣才算公平？除了政府和鐘南山這樣的英雄，我們還能信誰？
所以體制是非常強大的，但不是萬能的，要令行禁止，整齊劃一，就沒有各顯其能。所以我認為疫情暴露的最大短板是在體制之外，信任是稀缺的，而且目前信任的建立還沒有良好的手段。
李慧：疫情結束后，您判斷在數字經濟領域，哪些會加快發展，哪些領域會產生商業機會？
梁偉：在這次疫情中暴露問題的領域，得都是會產生商業機會的領域。
總結一下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是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會加快；第二；還是社會化的治理模式也會加快轉變。
比如在這次疫情中，通過監控設備，把建筑工地數字化，然后利用中國電信提供的高清視頻，讓網友做起雷神山、火神山醫院的云監工。那么這就是智能的，體現智慧城市的數字化的基礎設施。美團啟動無人車配送，通過運營商和5G網絡、自動駕駛技術來保障配送的智能和安全，讓居民在零接觸的情況下，去滿足日常的需求，這也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再比如，疫情爆發之后，武漢和湖北資源都非常匱乏的情況下，阻礙了診療。那么在線會診，遠程醫療、高精準醫療等的實施都會讓未來醫療行業提升到一個層次，這仍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又如我們現在復工了，所用的是遠程協同辦公，云課堂等來提高我們公共和學習的效率，這就是公共的、教育的數字化基礎設施。
與此同時，數字化的治理模式也會加快。疫情后，政府和商業組織要提高協同的組織效率，就會使用高效透明和分布式的一種組織模式，比如通過發揮大數據和AI技術來進行病例分析、同城確診、精準醫療等等。再比如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做好輿論管理，就能確保信息的及時透明，又會讓這個謠言無處遁形，這些促進數字化治理模式的發展。
劉毅：我覺得新冠疫情對業務不是方向上的指引，而是一個脈沖式的推動。因為我們知道在很多業務方向上，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受技術限制，而是受用戶使用習慣的限制。疫情發生后，社會人員流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這是在逼著大家打破舊習慣，建立新習慣。比如我過去兩周在家辦公，就挖掘了字節跳動“飛書”的高級功能、我岳母買菜也學會不用現金了、我兒子上高中在用網絡課堂。我想大家身邊都不乏這樣的例子。但具體哪些領域會產生商業機會呢？
可以看這次疫情中，哪些已經顯現了作用的，哪些就會有商機。反過來說，如果你是做數字經濟的，疫情這么嚴重，你的業務都沒有起色，是不是應該考慮，做的是偽需求？或者換個產品，做些調整。
李慧：我們知道上周Libra協會又加入了一個新的伙伴Shopify（國際電商巨頭），數字貨幣也是大家關注的重要話題，那各位老師判斷今年數字貨幣會否加快推出，數字貨幣對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怎樣的作用？
劉毅：數字貨幣推出的快慢是相對的，中國應該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確定要發行數字貨幣的大國，而且現在行業內普遍預期是今天推出。我個人覺得不會這么快，因為有一些連帶問題還沒有解決。
那么不管何時推出，中國的央行的數字貨幣DCEP到底用來干什么？會帶來哪些變化？對數字經濟起什么作用？我預測短期影響非常小。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DCEP是對M0的替代，是新形態的一種現金。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連M0都不需要了，想我四十多歲，出門覺得帶點現金才踏實，但是根本沒機會用。在日常支付場景中，DCEP和移動支付比看不出什么優勢，但這也涉及到DCEP的法律地位問題。如果我們把DCEP定義成法幣，那么法幣是任何單位都不會拒收的，反過來說，你要求中國所有商家都能接受DCEP支付顯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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