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更高，高密度、高流動性的人口結構更容易受到烈性傳染病疫情的沖擊。新型冠狀病毒的無癥狀感染、間接感染、輕接觸感染均已被證實。與2003年相比，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程度更高，人口集中度和密度更高，人口流動更加頻繁和密集。一旦發生惡性傳染病，就可能迅速造成大面積的烈性傳染，給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并且，即便這次疫情過后，類似的風險隨時仍有可能發生，這對金融業的專業能力和社會責任都提出了新的課題，需要我們持續地給出合格答案。
第二，服務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更容易受到傳染病疫情的沖擊。2019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54%，對GDP的貢獻率接近60%，服務業已經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和增長動能。在服務業中，交通運輸、倉儲、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娛樂等行業占GDP的36%，這些行業主要提供線下和體驗式服務，更容易受到烈性傳染病疫情的直接影響。
第三，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民營企業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完成了70%以上的發明專利、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占企業總數的90%以上，并容納90%以上的新增就業。但是民營企業占有的金融資源，按照不同的統計口徑，只占25%-33%，遠遠低于其經濟貢獻度。以小微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更容易受到經濟社會波動的沖擊。多是實力薄弱，現金流短缺，超過3個月的停工停產，就會造成一大批小微企業的財務惡化。在這場疫情期間，由于國家的政策指導和金融機構的定向扶持，一部分小微企業暫時得以紓困。但是，我國金融資源配置失衡的問題并未解決。為此，中國金融業的社會責任擔當，不應止于疫情期間的數字金融、普惠金融和“愛心金融”，而是要立足現實，著眼長遠，謀劃全局。
推進數字金融全面落地
這次疫情是對金融機構的全面考驗，也是對數字化金融服務的一次全面考驗。數字化能力強的，自然抗疫行動快，覆蓋面大，效果明顯。這一次，大行的優勢盡顯。但同時也涌現出了各類數字化能力強的金融機構，比如平安集團，甚至體量不大的微眾銀行等，都表現出了金融科技強而準的支持和服務能力。我認為，這次疫情提醒我們，迫切需要在以下兩方面加速推進。
一是加快技術創新，推進數字金融全面落地。
廣大金融機構都應將金融科技提到更為重要的位置。應用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打造端對端、點對點的立體交互的金融服務體系，打造云辦公、云監管的跨越空間的金融管理運營模式。金融監管部門既要主動管控技術創新、業務創新可能造成的潛在的金融風險，也要自覺避免監管技術落后、監管制度滯后可能造成的監管真空。
二是加快制度創新，推進普惠金融全面落地。
應用大數據、區塊鏈技術，可以建設數字信任機制，打造普惠金融的技術平臺。與此同時，要抓緊解決信貸機制問題和長效性制度問題。小微企業政策扶持具有即期效應，而制度創新應該立足于完善機制，長遠見效，從根本上解決金融資源配置失衡的問題。融資成本和風險成本是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核心成本，市場融資成本降低了，商業銀行才有可能進一步降低對小微企業的信貸價格。央行的貨幣政策既要實現貨幣供給總量控制和市場流動性調節的功效，又要實現降低金融市場總體融資成本的功能。多年來的貨幣政策在流動性調節方面成效顯著，今后一定時期，希望央行在市場融資成本控制方面給商業銀行留有更大的空間。在風險成本管理方面，應該堅持市場化的定價機制，金融監管機構可以管控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的平均利差幅度，而不宜限定最高利率水平。信貸定價如果無法覆蓋融資成本和風險成本，就難以持續發展。財政稅收制度也有必要對金融機構的小微企業融資業務給予稅費減免，支持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本文來源：中國金融雜志，不代表和訊網官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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