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情況則是各國央行推出法定數字貨幣，并借助央行數字貨幣間的網絡，形成數字版特別提款權（Digital SDR）或者說“合成霸權貨幣”（合成霸權貨幣的提出者系英國央行現任行長Mark Car－ney）。在設計二戰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時，凱恩斯就曾經提出過不同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方案，用主要國家聯合信用的產物―――Bancor作為國際貨幣之錨。雖然這一提議并未得到采納，但每當經濟學家思考如何修補基于霸權貨幣的國際金融體系時，全球合成貨幣總會成為一個自然的思考方向。IMF后來采納了特別提款權（SDR）作為成員國在IMF內部的一套記賬方式，但規模和使用范圍都相當有限。2008年金融危機后，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對SDR的擴大使用提出了期待，但10余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幾無變化?，F在，全球諸多央行都致力于進行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開發，中國人民銀行的實踐走在了大國前列，已經開始進行落地實驗。此前，烏拉圭央行和瑞典央行也都分別以“e-peso”和“e-krona”進行相應的實驗，英國央行從明確表態暫不考慮央行數字貨幣變成了積極考慮，歐洲央行則已經聯合日本央行共同研究分布式記賬（DLT）在金融基礎設施領域中的潛在應用，成為大經濟體聯手進行基于共同技術標準的區塊鏈金融基礎設施研發的示范，類似的國際合作在加勒比海地區國家則更為顯著―――他們正在研發將來共同使用的法定數字貨幣。
最激進的情況則是著名宏觀金融學家Markus K Brunnermeier等人提出的數字貨幣區（DCAs），這種情況更貼近哈耶克描述的貨幣競爭格局，即數字貨幣的發行主體既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私人部門，不同的數字貨幣相互競爭。但與哈耶克的理論不同，因為單一數字貨幣區往往產生于一個集成的多元化商業平臺上，平臺的網絡效應對消費者采用何種數字貨幣的影響會超過宏觀經濟因素（如通貨膨脹），此時的數字貨幣競爭更多是其所依存的網絡提供的信息服務之間的競爭。同時，也由于數字貨幣平臺提供的服務網絡的重要性，國際貨幣領域“贏家通吃”的情況可能會減弱：以中國國內的情況舉例，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就是同時存在并長期競爭的數字支付網絡。消費者會同時保持在多個數字貨幣區之中并便捷地根據需求切換。由于數字信息服務網絡也在各國存在天然的分割，尤其是在隱私保護、信息提供等方面的監管框架不同（如歐盟的GDPR），基于既有服務網絡的數字貨幣區并不能自然地形成全球貨幣。相反，其更可能結合既存的一些地理分割，形成區域性的數字貨幣區，并持續競爭。這種情況下，不同行政區域、不同私人服務網絡提供商與種種因素共同交織，一方面可以帶來小型經濟體的貨幣主權喪失，一方面又可能造成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進一步分裂，這屬于未來國際貨幣金融圖譜中最極端的情況。
數字經濟的發展讓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變得模糊，就連最需要國家信用的制度安排―――貨幣體系也受到了數字化服務平臺的挑戰（如Facebook的Li－bra）。相比于穩定運行且多數有效的國內貨幣制度，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面臨的潛在挑戰最多，眾多主體―――各國政府、NGOs（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也都有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動機。數字經濟時代打開了國際貨幣體系從邊緣變革的可能性，也將原先不是主要問題的因素，如隱私保護、個人的全球化意愿推到了國際貨幣體系演化的中心，帶來了更豐富的國際貨幣體系圖譜。不管這個圖譜有多廣泛，各項可能性間的演化有多復雜，積極擁抱技術變化，尋找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安全、便捷支付體驗的方法，才是在未來潛在的貨幣競爭中保持國內外優勢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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