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考慮中國面臨的如下幾個特殊風險應當關注：
1）美國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風險。
美元是世界貨幣，在零利率的驅動下，美國大量的貨幣投放勢必漫向全球，收購全球低價優質資產，全球資源迅速向美國及其跨國公司聚合。從而短期內極大增加美元的物質基礎，形成新的美元優勢。
相對而言，中國失去競爭優勢，甚至是貨幣金融領域遭遇美國的長期碾壓。如果此時，美聯儲與臉書合作推出以擴張以后的美元為基礎的數字貨幣，而且這種數字貨幣具有跨境支付功能，那么，這種金融侵略將是致命的。
2）美國加大對于中國的金融和貨幣沖擊的可能性再結合上述"貨幣異變式攻擊"，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喪失幾十年的外向型經濟成果。
美元和美國控制的全球金融體系，無論對任何一個國家發力，都是經濟災難。中國必須在貿易結算、貨幣制度、數字貨幣方面防范于未然，不能抱著任何僥幸心理。
3）中國國內風險仍然較大，存在"三大斷崖"。
"慕尼黑安全會議"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國際上反華勢力的"分兵合圍戰略"。由于金融對外開放的推進，金融風險敞口加大。經濟金融發展面臨制度、結構等諸多瓶頸，難度從未有過。
盡管中國經濟金融的改革與發展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但也具有很多優勢，有的優勢是其他任何國家所沒有的。
所以，對于中國的貨幣政策而言，要始終貫徹落實好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科學謹慎地推動金融對外開放，步步為營地筑牢金融與貨幣的防火墻。針對可能出現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問題、可能出現的外部沖擊問題、"三大斷崖"問題，近期可以考慮分步驟地采取以下措施：
a) 把"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加大實施力度。把好充分就業的數量關和質量關。
充分就業實際上就是人的價值最大化，一旦實現充分就業，基本上就能夠實現其他幾個貨幣政策目標。不但要增加就業的數量，還需要不斷提高就業的質量。
傳統的貨幣政策往往盯住經濟增長目標與通貨膨脹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愈來愈容易顯示錯誤的信號。原因是受科技革命影響，價值函數、生產函數、增長函數由原來的線性狀態轉變為"無形化、多維化"的幾何級數，控制增長速度明顯是錯誤的做法。再加上中國 GDP 統計的特殊性和 M2 結構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現制度性結構性的"數字陷阱"，從而引發"政府失靈"問題。
其實，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于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充分就業是經濟增長的唯一目標。一旦實現了真正的充分就業，其他目標就能夠實現。
中國有 14 億多人口，只要中國 14 億人的價值提高了，就不懼怕任何外來的沖擊。所以，中國的貨幣政策要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打造全球最優的貨幣金融環境。
中國目前的充分就業空間巨大，經濟發展具有嚴重的"發展不充分"問題，特別是要關注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的價值函數的變化。這個問題需要貨幣政策領域從理論和技術上深入研究。
以往把貨幣政策盯住 GDP、M2/GDP 等做法實際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論慣性陷阱損失”。這個問題一直是全球性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一定要走出這個誤區。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巨大的紅利，甚至科技革命還能為中國帶來比過去 30 多年還大的制度紅利。
實際生活中，我們也深刻體會到實現充分就業的空間巨大，我們每個人實際產生的價值距離應有的價值甚遠，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在于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
由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如果調整到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為標準的充分就業上來，使就業既有數量上的充分性又有質量上的充分性。
b) 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動態的、精準的、宏觀與微觀協同的市場化機制，實現貨幣的價值創造功能，使中國人均價值趕上美國。
未來中央銀行的改革將從"信用貨幣時代"轉變到"價值貨幣時代"。從中央銀行產生的那個時候起，它就承擔了創造貨幣的任務，但是這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通貨膨脹，所以中央銀行既要制造通貨膨脹，又要反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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